位卑未敢忘忧国，知青情结永不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王丞栗

1962年我十六岁中专毕业，奔赴农村上山下湖是为了响应北京邢燕子和江苏董家耕“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的号召。同年仲秋，湘江边一艘轮船汽笛长鸣把我们长沙市第一批500多人“统装”上船，一天的航程到达湖南湘阴县国营杨林寨农场。（第二批十月份200余人）。三年后农场改制，我们300余人又奉调到岳阳，又是轮船过八百里洞庭湖，到了“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”的临湘黄盖湖农场，（当年我们也是周瑜打黄盖）。农场领导对我们来的知青成立一个园林队集中管理，（由农场保卫科长执枪，担任园林队支部书记）。

1966年5月16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，我们又浩浩荡荡地杀回城市去（倒流回城）。 二年后1968年所谓运动后期，我们被送回到农场参加“斗批改”学习班，人人过关被批斗：90度、飞机式、遭捆、跪、挂牌子、游街示众。这才真正的“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次教育”，特别显眼的大幅标语贴在知青点的大门口：“王丞粟缴枪不杀”、“王丞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”。连粟，票，栗都分不清的居然来批斗我。更有意思的是昨天还是阶级敌人的我，第二天竟和一个城市贫民的女知青到农场开了结婚证书，当天“牛鬼蛇神”的知青们欢聚一堂，“酒醉、饭饱、烟熏”，真是不亦乐乎。

虽然成家，却无法立业，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，扎根农村一辈子了。谁知？大地冬雷一声，1972年中美建交了，在世界上这个美丽的国家——美国的亲友76年给中共来函，我们一家顺利返回城市，分配住房，安排工作，等于立业了。刚刚稳定了几年，1987年我又开始“新的长征”——洋插队来到了美国休斯敦。

弹指一挥间，25年过去了，我很平凡，无需美化，但须回忆。当年是青春无悔？激情燃烧的岁月？血还未冷？还是岁月蹉跎？这都不重要，要的是我们这种精神，源远流长的知青情谊。“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同是下乡知青人”。二十世纪六十——七十年代这场席卷全国、关联亿万家庭的运动，是中国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，它以巨大的声势开场，以无言的结局落幕，以沉重的代价载入史册。不管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，现在或将来如何评价这场世界上独一无二、中国空前绝后的运动，我们是直接参与者、受害者，也是“得利者”。我这14年的知青经历和苦难只有“上过山、下过乡”的知青才会有同感。 只有生过孩子的母亲才知道生产的痛苦一样。任何人无权对我们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盖棺论定， 我们还没死。 艰苦岁月是永远难忘的、抹不去的回忆，这种知青情结将永远珍藏在我心灵深处，我们都拥有共同的宝贵财富——知青精神，我们是中国磨难最能承受的一代，也是中国改革最能牺牲的一代。我们上过山，下过岗，出过血，流过汗，但我们识大体、顾大局，为国排了忧、解了难。我们知青这一代，人民不会忘记，历史不会忘记，“位卑未敢忘忧国，知青情结永不衰”。